1960年是个极其特殊的年份：经济上，处在“三年困难时期” ，普遍物资短缺，生活清苦；政治上，各种运动和会议学习之多，让人应接不暇；生活上，深受“老病贫”困扰。重重时艰，让一众以“鸳鸯蝴蝶派”为主的旧时文人在1960年的上海经历了一段颇不平常的岁月。

开不完的会，搞不完的学习，“历碌终日，一无休暇”

从1958年起，著名报人、“补白大王”郑逸梅晋升上海市晋元中学副校长。此前的各种运动和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日期”，年逾花甲的郑逸梅都经过了。1960年新年刚过，从上到下会多学习多的现象仍未改变。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年味正浓，却难休息，学习安排来了：1月31日和2月2日，郑逸梅两次赴校学习《实践论》，2月15日，他又在晚上顶风冒雪赴校学习《矛盾论》，“下午备课，四时返家，提早进晚饭，再赴校学习《矛盾论》。”

1960年代初期，全国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在上海，这一运动融汇进“红旗读书运动会”，郑逸梅亲身参与见证。他的同事朋友也以学习毛著为荣，彭长卿就在朋友圈中以收藏名人题写的毛泽东词而出名，他先后通过郑逸梅要程小青、朱其石、包天笑、陆丹林等给他题写毛主席词。有段时间，天未明，遍布上海市的各个新华书店门前，就站满了前来预约领取《毛选》第四卷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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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1960年开年伊始，郑逸梅和他的同事朋友们就进入了会多、学习多的密集忙碌节奏。

从出席标兵及积极分子大会、干部大会到参加全区语文教师讨论会，听取“灭雀号召”报告等，2月4日这天，郑逸梅开完4个会，回家已是深夜十点半。后面又参加学习拼音、推广普通话会议、出席老师跃进会、体育跃进大会和全区灭鼠运动。

3月2日至18日，也是每隔两三天就三四个会连轴开，牵涉到红旗读书运动会、教育局推普会、全区检查观摩会、卫生誓师大会等等。总之，学毛著、推普、跃进、爱卫，就是那个时代的主题和特色。

这里必须要提到上文提到的“灭鼠号召”。

1958年2月12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消灭“四害”的指示，运动自上而下，声势浩大、旷日持久。上海提出，三至五年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凌晨4点，郑逸梅就听到街头里巷中已有击器驱雀者。别人在奋斗，自己也不能拉后腿，郑逸梅也在次日赴校主持灭雀，“两天中共获雀二十六只。”

麻雀是益虫，为什么要把它作为四害之一且誓言要消灭呢？其实，这是有当年特殊的背景的，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粮食都不够吃，还出现了雀与人争粮的情况。还有，当时的人们并没有今天的生态文明的概念。

1960年代，全国性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高潮迭起，进入3月，上海各级政府也是连开几场爱卫议，郑逸梅每场必到，要草爱国卫生计划书、保证书、决心书、具体措施及所得战果报告，并带领几个学校人员到各中学交互检查卫生，进行等级评定。

连篇累牍的文山会海、政治学习、业务探讨、民众运动之下，加上友朋应酬和夫妻矛盾，每天早出晚归像陀螺般无休止的转动，终于使不再年轻的郑逸梅身心俱疲，不禁在4月11日发出一声感叹：“历碌终日，一无休暇。”

救助、自救与互助：在艰难困苦中挣扎求生互输温暖

1960年的中国，正处“三年困难时期”的中间一年，全国民众普遍生活清苦，即便在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物资供应短缺现象也已降临，限供断供不时出现，郑逸梅日记对此有具体而微的体现。

日记开篇正是这年除夕（1月28日），当天郑逸梅从同事兼好友徐碧波处得知，近在咫尺的苏州已经实行副食品配给制，“每月每人肉二两，鲜鱼一条，居家电灯间日开放”。

而上海这边，年初的情况还稍好，据郑逸梅日记，年后上海市场一度还能买到鲜肉、咸肉、腊肠、海鱼、时蔬、咸菜等，但肥皂等部分工业品和粮食（俗称户口米）、食用油等已经实行配给制，按人定量供应。

而从3月18日起，上海市场也开始断续出现物资短缺和抢购商品的景象。

3月18日，天气晴寒，“起身迟，购不到菜。”次日，“五时即赴菜场，盆菜（俗称钵钵菜）部排队者以一二百人计，乃赴新会路购盆菜，在风吹雨打中立候一小时许，虽有伞，衣亦半湿。”其时，郑家的景况是“家中米粮不够，连日以粥代饭”。

此后三天，供应短缺依旧，“购青菜亦侍候多时，稍迟即不能得。”迫于无奈，郑逸梅只好凌晨四点半起来抢购菜。就在这个节骨眼下，3月30日，郑逸梅被告知，配给油下月起减少一两半。

6月26日，郑逸梅又接到通知，“下旬肉票只能购熟肉及罐头肉食，且以前三券购一罐，现在则要5券。生肉暂停三月供应。”对此，郑逸梅颇为幽默地借别人之口说：“或曰，此真三月不知肉也。”

转眼就是8月中上旬，商品供应更形困难，连针织品和胶鞋都要凭券购买了。粮食公司要求节约，郑家每月从原本就不够吃的粮食中还要节约2斤出来，同时从七八月份开始，上海频频停电。上海荣宝斋已经半个多月无宣纸供应。因为无纸供应，众多友朋原本要油印的诗词、笔记、家谱都不得不停顿。

再后来，据郑逸梅日记，连每月配给用于引燃煤球的引火柴也出现了缺货，只好以木屑和煤屑合成品代之。同时为节约汽油，公共汽车班数也减少了。这是解放后上海民生最艰难的时刻。

为了共度时艰，政府和市民采取了增产与节约双管齐下两手抓。一手抓存量，减少消费；一手抓增量，提高粮油肉禽蔬菜副食产量，抽出人手垦荒，扩大种植养殖面积。按郑逸梅日记记载，具体措施是，一是实行节约运动，号召大家节衣缩食，减少户口米供应，实行布券上缴，街道干部和警察逐家逐户劝临时户口人群返乡。

二是实行增产运动。动员各单位种菜养猪，晋元中学行政领导都要从事饲猪劳动，郑逸梅每逢周六轮值一次。各级养猪会议，校长必须出席。课余，一部分师生外出打猪草，一部分师生留校负责施肥除虫、抢收猪草和喂饲。为了提高出栏速度和出肉率，学校甚至尝试培养小球藻来养猪。同时从各单位抽出适当人手去垦荒，晋元中学就抽调了5人去崇明岛垦荒。

增产运动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如何解决？政府的做法，一是动员民众积极储蓄，郑逸梅家仅一次就存入了10块钱。二是出台政策，积极引进外汇，凡汇款来大陆满50元者，领款人可得例外配给肉半斤，鱼油糖米若干，100元翻倍。

大力倡导增产节约运动，既需要反面批评，更需要正面引路。当时的普陀师范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郑逸梅随队去该校检查增产节约兼取经，发现“该校创新菜如用冬瓜、乳腐卤煮成素酱汁肉，茄子干面汆成素黄鱼，味绝佳。”

尽管这样，后来上海市还是实行了每户每天限购青菜一斤半。郑逸梅一家也以芋头充饥，以尽可能地节约粮食。

为何会这样？这都是拜长期干旱所赐。

郑逸梅日记记载，当时嘉兴、苏州分别有5万、8万人抗旱，连香港也受到了干旱的严重影响。苏州寓港作家包天笑致信郑逸梅，到3月初，香港已有近半年不雨，而气温已达30度左右，长旱导致香港居民用水困难，每天只供水4个小时，当局被迫向广东中山县“乞水”。同时因内地严重干旱，导致内地供港果蔬不足，结果美国的橙子葡萄、日本的西瓜苹果趁势大举进入香港市场，大肆倾销。

干旱不仅影响农副产品生产供应，也波及了工业产品生产供应。因为缺纸，上海的解放日报与新闻日报合并，许多报刊预订被迫取消。不独上海如此，广州的报刊也因此缩版：广州日报周一只出半张，羊城晚报周一停刊。武汉的部分纸媒亦如此。

面对天灾和经济困难，除了依靠政府和集体，个人也要各尽所能各尽其才全力自救。

在这方面，郑逸梅和陆丹林的情况相对较好，作为两大高产写手、著名编辑家，他们的名度高、人脉广、消息灵、门路多。郑逸梅除每月有150元左右的固定工资收入外，他还经常向香港报刊投稿，靠着给《大公报》两个副刊和香港《循环日报》副刊写稿，每个月稿费收入超过一些朋友的月薪。当时为《循环日报》等写稿的还有著名湘籍掌故家、晚清重臣瞿鸿禨之子瞿兑之等人。掌故学家兼篆刻家陈巨来则以卖书法篆刻赚家养家糊口，每字二角，每章六角。

相比郑逸梅，陆丹林手段更是了得，赚钱门路多收入高，平均每月有300元左右收入。他给香港报刊写稿已有六年。他向郑逸梅透露，他为一个好友写传记就一次性赚了600元润笔费，还有一次领了400元稿费。后来，他应约为南洋报纸写自传式笔记进行连载，人家预支稿费就是令人咋舌的3万元。

如果说郑逸梅、陆丹林是凭实力卖文赚钱的话，那么家里有矿的显宦名流赚钱则要容易得多，只要随便出售一些珍贵书画文物，就足以让普通人感叹望尘莫及。据郑逸梅日记，尽得祖父——湖南巡抚吴大澂毕生收藏文物字画的书法大家吴湖帆仅靠出售四欧堂四部欧帖和唐拓本《化度寺碑》，就各得了1万元。有此厚实家底，加之书艺天赋加身，吴湖帆不愁吃穿用度，自然也羡煞旁人。

此外，著名砚石雕刻家陈端友穷三十年为民国名医徐小圃雕琢一龟砚，极为精美，但未雕刻完成，徐就出国去了。陈端友死后，其家人将龟砚卖给博物馆，7000元的巨款，相当于许多人十年的收入。

相形之下，也有不少郑逸梅、陆丹林、陆澹安等熟识的友朋，经济条件就较为蹇促窘困。比如凌虚在吴中从事出口画创作，月薪40元，加上其它收入，月入才70元，仅够勉强糊口。再比如报人姜侠魂瘫痪在床，妻子有精神疾病，靠文史馆领薪过活。还有徐一士、朱瘦菊或因病，或因劳动归来失业，都是处于生活困窘恐慌状态。

但在暮色苍茫、自顾不暇之下，也有互帮互助的人间暖色在。

郑逸梅之所以能有较高稿费收入，是因为在香港，有好友同道高贞白、包天笑、陈凡等在香港主持几家报纸的副刊，郑的投稿，都能保证及时刊发；在上海，有消息十分灵通的至友陆丹林、平襟亚、陆澹安、朱大可朱其石兄弟、徐碧波、洪荆山、彭长卿等给他提供写稿资料和新鲜素材，并及时帮郑催寄、转交稿费。

为了鞭策郑逸梅早产快产多产，包天笑屡屡来信诱惑说，你看，香港每天能为报刊写万字以上稿子的人有七八个，包括叶灵凤、高贞白、曹聚仁等。这些人每月稿费高达3000元，过着住有大公寓、出入有车的优渥生活。拳拳之意，透着无尽的感动、鞭策和希冀。

郑逸梅也在力所能及地帮助生活困窘的友人，他曾找好友周瘦鹃在市园林局工作的儿子周铮，为喜欢园林但刚从外地下放劳动归沪，暂无工作的夏石庵谋职，同时一众朋友为远在甘肃张掖下放劳动的俞逸芬寄送御寒棉衣。于骚心则联合二十人，为康有为在台北因患癌而贫困之至的妻、子、孙三代发起募捐行动。

待遇境遇各不同，多为“帽子”和“老病贫”所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身份和政治待遇之于个人，远胜于个人的自然身份和职业身份。不同的政治待遇，造成了许多旧时文人的遭际殊异、命运分途，境遇不尽相同。

据郑逸梅日记，当年在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多人受到政治礼遇，拥有显耀的政治身份。仅上海市文史馆就延揽吸纳了320人，平均年龄74岁，包括有重要影响力的旧时政客名流、工商巨贾、文艺大家、社会贤达等。

与郑来往最密的友朋中，范烟桥、周瘦鹃、程小青、严独鹤和郑本人皆为全国政协委员，从郑之日记可知，当年春天，四人都去北京参加了两会。郑程平三人和陆澹安还是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周瘦鹃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陆小曼则在陈毅关照之下，由上海市文史馆馆员转为市府参事，因为参事的工资比文史馆馆员要高。

众位知名的文史馆员响应号召，积极为文史馆多写上海掌故。在上海市文史馆组织的一次史料写作活动中，平襟亚独夺一等奖150元，漫画家丁悚（丁聪之父）因写报刊漫画史料获得70元。为了征集民国报业大王史量才的素材，馆方甚至专组了一个包括严独鹤、管际安在内的强力四人班子来负责。

平襟亚继写民国烟草史话得馆方好评后，又开始忍着胆病的剧痛写章士钊、盛宣怀等人的佚事。电影事业家周剑云因为忘情投入写大字宣传经常忙到下半夜才回家，导致高血压病发。这些高龄老人的精神令人感佩。

相比之下，有些人的境遇就没有这么好。他们中有些人，或早或迟离开上海去了外地下放劳动，彼此之间逐渐失讯失联。他们去了哪里？境况可好？生活如何？令这些留沪的朋友牵挂不已。

新年之后，郑逸梅逐渐通过陆丹林、陆澹安、朱其石、戴果园等人得知，夏石庵、汪孝文均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下放劳动，已快劳动期满，近期就要返沪；宁乡女诗人陈家庆徐澄海夫妇在乌鲁木齐乡间教书，颇得当地人尊敬；而苏渊雷下放在哈尔滨颇不愉快。

在五六十年代中，有很多名人甚至普通人受到政治运动波及，被下放至各地甚至外省劳动改造，郑逸梅的两名晋元中学同事就下放在上海青浦淀山湖劳动一年。

郑逸梅还从陆丹林处得知，连伪满皇帝溥仪此时都在北京人民植物园下放劳动，劳动之余，他为当地普通老百姓进行针灸治疗，据说态度颇为谦抑；杜聿明正在人民公社劳动。

实际上，到1960年，这些戴帽名人的处境仍然很复杂——

一方面有仍在戴帽下放继续劳动的，如国医庞京周、报人许君远、画家胡亚光；另一方面有摘帽返城的，如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一度被劳动管制的沈能毅也恢复了自由，在里弄中管垃圾箱，姚吉光此时也已恢复自由。

同时，又有新人进入下放劳动名单。如刚刚病愈的吴湖帆被下放苏州劳动两周；俞逸芬夫妇、潘君诺、周黎庵三人也在1960年被下放到苦寒之地西北劳动，俞在张掖的居处与工作地点相距20余里，每天上工需要天未明即起。

留在上海的一众老友，虽然政治处境稍好，但多陷入“老病贫”的处境。

刘海粟因病搁笔，谢稚柳因患神经衰弱，手指麻痹，也已停止作画。李博亭和金雪塍，或因割胃且目力昏花，或因力和腰脚皆不健，均已几近不能动笔。吴湖帆因胆结石入院治疗，且因湿气严重不良于行。邓散木更因患有严重足疾，被截去一足。潘伯鹰，因要同时照护新妇和病废的岳母，加之其负责的选辑工作不再有，而陷入经济困境。回到苏州的顾颉刚得了失眠症，不吃大量安眠药不得入睡。

掌故家徐一士也是晚年生活潦倒。张恨水则在小妾过世之后吐语迟钝，行动不健。梅兰芳团队曾经的秘书长李释堪此时也因病闭门不出。小妾下放劳动、全靠子女接济生活的钱芥尘，还被要求返回家乡嘉兴南湖居住，但其旧居早已被人拆毁。

与郑逸梅关系最亲的双朱兄弟（朱大可、朱其石）、双陆（陆丹林、陆澹安）和平襟亚，也未能幸免：朱大可患有痔疮，后期基本卧床；朱其石有高血压在家休养；平襟亚先患胆病入院，后因耳朵微聋，出门需人扶持。陆丹林也开始出现早晨头晕的现象。

还有很多故友同道纷纷凋零。如张云石、赵如泉、殷震贤等。舒新城则因患肠癌于当年不治而去。陆士谔和朱大可两人的儿子则在下放劳动的地方死去。

面对此情此景，郑逸梅屈指一一数来，南社旧人，如今还能为诗词者，仅剩十七八人耳。范烟桥也赋诗感叹南社友朋纷纷凋落：巾箱遗物精灵在，满地梨花一怅然。

老树着花无丑枝：困厄中看一帮旧时文人的落日余晖

在郑逸梅日记中，发现与其互动频密的核心圈旧时文人，在上海是朱大可、朱其石兄弟、双陆、平襟亚、范烟桥、彭长卿、徐碧波、周瘦鹃、戴果园、洪荆山等，在香港有包天笑、高贞白、陈凡等。他们在面对政治、经济和身体的三重困厄时，有人淡定处之，有人逆风而行，有人与时俱进，有人疏离政治，专注兴趣。

平襟亚，在公事方面，作为文史馆员，在其如夫人被下放劳动时，还带病忍痛为市文史馆撰写章士钊、盛宣怀、黄楚九等重要人物的史料，态度严肃认真；在私下里，仍难改其机智诙谑的名士本色，当他了解到与海上名媛周炼霞交好的除了吴湖帆、瞿兑之，还有梅鹤孙时，当众脱口而出：“三人行，必有我夫也。”令人忍俊不禁。

作为现代美术大家，俞剑华一生践行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万张画、立万帙言”的理念，与时俱进，主动作为。当他了解到1960年全国和上海市都要召开文教群英会时，主持编写出版了《中国美术家人名大辞典》作为献礼，煌煌巨著共60册，重达52斤12两，令见多识广的郑逸梅都忍不住赞叹“洵大观也”。

曾被张大千赞其“汉石秦金气自华”的中国现代艺坛多面手朱其石，虽然有病缠身，仍然为嘉兴博物馆、嘉兴图书馆征集文物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动员钱镜塘、金蓉镜等收藏家捐赠文物，个人亦捐出了蒲作英山水屏条等珍品。

要说困难年代文化名人、文物收藏家和鉴赏家对文博事业的支持和贡献，近代书法大家兼著名文物收藏家、鉴赏家叶恭绰的捐赠不得不提。

按陆丹林给郑逸梅来信的说法，此时“叶恭绰送一批书画给上海文管会，送3万卷与佛教有关的图书给上海图书馆，送60件与广东历史有关的书画给广东博物馆，王鏊画、要离墓碣送江苏博物馆。”“平生积聚，捐送出让已十分之九矣。”这年以83岁高龄去世的江翊云，也将自己的书画、书籍分捐给了文管会和其它两家公立文博机构。

陆丹林既非政协委员，也非文史馆员，他选择疏离政治，埋首醉心于自己的爱好：收藏、写作、鉴赏。

根据郑逸梅日记，陆丹林与张大千、于右任、沈尹默、黄宾虹等交厚，家里藏有张大千赠送、并请沈尹默题成长诗卷的的一丈二尺大纸，有叶恭绰所绘最大之松五尺立轴及其郑重加题的大幅竹轴。此外还有蒋介石早年在股票交易所的协议，叶恭绰与徐森玉、周扬、茅盾等名人信札500余通和46国邮票等珍贵文物。

不谈政治，却敢于置评一些已有定论的名家大家。陆丹林曾评价，晚清小说四大家，吴甗人第一，曾孟朴最差，张恨水小说有生活，胜于李涵秋、不肖生，李刻画人物不翕表理，不肖生之留东外史胜于江湖奇侠传。

他还说，中国六十年来书法有成就者，当推沈曾植、康有为、郑孝胥，康书佳者魄力雄厚，郑之榜书百年来无与抗手。现在能书者唯沈曾植和叶恭绰，但后者韵味不及沈，成就不及郑。并说，一百五十年来的书家，只爱伊秉绶、陈鸿寿、沈曾植及沈尹默。

在众声寒蝉的年代，敢于为康、郑这样的人“张目”，不因人废艺，其藏品之高、识见之广、词锋之锐，足见其绝非泛泛之辈，其豪气、底气真可用广东诗人吴天任的诗“磨剑十年犹养气，拥书三笈也称豪”来形容。

政治可以不谈，写作著述是断断不能停的。

出现头昏现象之后，陆丹林丝毫不以为意，居然一边就着酒喝汽水，随饮随阅，随饮随写，保持对生活和阅读写作的热爱。陆澹安在手头两本书已脱稿的基础上，打算重写《水浒研究》。为了鞭策自己不懈怠，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天写一则随笔以自课。

其他朋友也是不顾年迈多病，笔耕不辍：已逾六旬的陈寥士，作诗极快，一天可作二三十首。八秩老翁张宗祥，竟用22个月撰文200万言！朱大可患痔卧床，但仍对旧作且抄且改多次，还打算整理《易经新注》。金其源在已完成《古文尚书释疑》的基础上，先后写出读书管见、读书管见续编，正准备写三编。

“余勇可贾。”看着一个个七老八十比自己大的老朋友不言老、不服输、不认命的劲头，郑逸梅丝毫不敢停笔。

其孙女郑有慧说，“祖父的写作生涯长达80年，他把买书、写书、写作当作生命的一部分，特别热爱。他每日7点即起，8点半开始埋首案牍，朋友来访小叙片刻，旋即重回纸笔世界。午后亦不作歇息。”即便在1960年代，郑逸梅也不改三个爱好，工余逛书店淘书，溜号观展览看画，准时会朋友聊天，静心坐下来写稿。

郑逸梅特别喜欢收藏名人信札，有一次无意中淘到遍觅不得的梁绍壬书札手迹，“为之狂喜。”众友人都知道他的这个癖好，会时时帮他留意，甚至纷纷送他名人信札，日记中还见他与彭长卿等人经常互赠名人信札的记录。落难年代、困顿时期这种文友之间的互帮互助互相成全，令人暖意拂心。

朋友提供的新鲜素材，加上自己的平时积累，郑逸梅说写就写，他积极为文史馆写稿，透过在香港的好友包天笑、高贞白、陈凡等，勤奋地为香港的《大公报》、《循环日报》、《星岛日报》等报刊写稿，堪称高产快产作家，为后人留下《记刺宋案》、《宋元明清四大名园在苏州》、《王韬在上海》、《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考证》等重要文章和有价值的史料。

看到众友人老骥伏枥的状态，进而联想到自己的笔墨生涯，有一天郑逸梅叫至交好友朱其石为自己刻了一方章，上书：老树着花无丑枝。这不仅是郑逸梅的自嘲自况，更是自励，，其实这何尝又不是这些临近生命终点犹在奋争奋斗的老友的写照呢？

莫道桑榆晚，为霞犹满天。这是一帮旧时文人在困厄之中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抹让人无法不泪目的落日余晖。

发布于：湖南省